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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
从1982年到1992年，美国货币增发尚处在“温和增加”状态，年均增加8%。但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货币增发进入“快车道”，达到了12%。从2002年开始，由于反恐战争和刺激濒临衰退的经济的需要，在战后利率接近最低点的情况下，美国货币增发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5%。其实，从美国国债增发的陡度来看，一切已属必然。美联储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M3广义货币统计报告并不是偶然的。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严重地透支过未来，美国不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财富，也同样严重地透支着其它国家人民的未来财富,任何一个熟悉股票投资的人，都可以清楚的预见到这种陡度的曲线最终将意味着什么。)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以来，葛林斯潘为挽救股市和债券市场，不顾后果的把利率从６％迅速降到１％所造成的美元信贷暴涨，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人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美元其实是印着绿色花纹的纸片。全世界的主要美元持有者几乎同时扑向了房地产，石油，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美联储变不出来的东西。一位法国投资者说：“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其后果就是，原油价格从22美元一桶上涨到60美元，黄金、白银、白金、镍、铜、锌、铅、大豆、糖、咖啡、可可等价格分别是2002年价格的120%到300%。但经济学家仍然信誓旦旦的说通货膨胀只有1-2%，人们不禁想起马克. 吐温的一句名言：
世界上有三 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总债务已高达44万亿美元，这些债务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政府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的总和。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高达近15万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要负担近60万美元的债务。在私人债务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数目庞大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欠款。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计算，44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万亿美元的利息，几乎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在全部债务中，近70%的债务都是199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发动80年代初的高利率战争来套牢第三世界国家了，因为美国本身已经严重负债，任何高利率的政策都无异于经济自杀。
债务“金钱化”，再加上部分储备金这一超级放大器，已经严重透支了美国人民未来的财富。到2006年，美国人所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在联邦政府那里仅稍事停留，就立刻全部转入银行系统以支付债务美元的利息。个人缴纳的所得税没有一分钱用到了政府身上，各地区的教育开支主要靠当地的地产税收入，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用的是汽油税，对外用兵的战争费用恰好等于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换句话说，3亿美国人被银行家“间接征税”了几十年，而且还要年复一年被继续盘剥下去。美国人民的储蓄，则通过长期通货膨胀被银行家的“潜在税收”再刮掉一层皮。
先不论美国的债务人是否还能还得清这利滚利的债务，问题是美国政府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偿还国债。美国政府只是不断地用永远增加的新债券去替换老债券（Debt Rollover）以及老债务所累积的利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正如美联储费城银行指出，“在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众多分析家现在认为国债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经济的）福音。他们认为国债完全不需要减少。”
是啊，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靠借越来越多的债务来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钱，天底下只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了。这种听起来类似“经济永动机”的“好事”，现在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用不断增加债务来永远享受“美好生活”的想法，与认为一国可以靠多印钞票就能致富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些学者们还进一步指责亚洲和其它国家过多的储蓄才是造成世界经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论调已足以证明其学术道德已堕落到何等触目惊心程度。亚洲国家过多的储蓄？他们哪里还有过多的储蓄呢？这些几十年辛苦积攒的储蓄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被美国吸进了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永动机”的“伟大试验”中去了。
亚洲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瘾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会周身不通泰。而美国也乐得拿这种实质上“永不偿还”的国债来给亚洲人民打白条。不过，亚洲国家最终必然会意识到，为了区区5%的美国国债名义回报，冒的却是美元资产无法挽回的剧烈贬值的实质风险，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合算的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要给中国股市降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在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难以解决的背景下，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稳定证券市场。有分析指出，鉴于中国股市疯狂上涨的局面，以及政府要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做准备，国务院这份报告的出台预示着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为股市降温。

呼！30年穷追猛赶终于造就了一个全球经济的后院作坊。高楼大厦，万亿美元，可都是一双鞋争几块钱那么攒出来的！不过在争分夺秒积累家底儿的中国，利用劳动力优势倒无可厚非。但谁也不甘心永远在产业链尾巴那儿呆着，耗了能，污了染，却只有喝汤的份。

于是我们提出发展创新型国家的口号！话是不错，只可惜发明创造不是传达文件那么简单。creativity天生与框框，规定是仇家，压是压不出好点子的。

作为世界文明的东方代表，中国绝对可以做的和别人一样好！这一点上不存在疑问。只要坚定信心，多些耐心。展示了吃苦耐劳的一面，接下来轮到东方巨人解放思想，发挥聪明才智来创造明天了！

◎丁栋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

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同大多数后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是市场开放型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的政策举措，一是设立国家与地方各级经济特区与经济开发区，二是赋予种种优惠，大力吸引外资，包括台资和港资。

市场开放型发展模式实践结果的评价不容过于乐观：一方面，数量上，考量中国今日的经济进步（不是单纯的GDP指标，而更涉及管理转型、技术进步），其主要贡献不是来自于国有企业，甚至也不是来自于民营企业，而是来自于外资企业（含合资企业）；另一方面，质量上，负面效应十分明显：①区域不平衡性，表现在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北部地区马太效应式的发展差距；②资源耗竭性，体现在低价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上；③市场经济阻滞性，体现在政府成为拉动宏观经济发展的投资主体（市场经济中投资主体是企业）；④企业竞争的不平等性，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的非国民待遇上。这些负面效应（某种程度上拉美式的经济畸型化）必将阻碍中国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

市场开放型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呈现较低的经济发展质量，在根本上，是因为其导致“发展”与“改革”脱节：它没有触动原有体制（包括政府、企业、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没有着力于建构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关系，没有建设起现代企业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制度体系。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所谓的“改革”，本质上都只是一种表层修补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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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遭受的主要障碍，是制度障碍。制度既是以观念、文化体现的意识形态，也是以企业制度、市场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甚至政治制度体现的具体实践，它无处不在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及其对结果的评价。制度障碍是困扰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制度障碍主要体现在制度滞位上：一方面是既有制度不仅没有起到引领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反而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一些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企业成长及经济发展的滑坡；另一方面是大量新生的经济领域缺乏制度规范，这不仅包括新经济，国际化开放产生的新领域，也包括传统制度管理忽视的制度制定与制度执行领域———制度管理不仅规范被管理者的行为，更现代的意义在于规范管理者的行为。

由于制度滞位，当代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企业家甚至个人所受的市场伤害、环境伤害都在其次，在根本上，最严重的是受到的制度伤害：制度的伤害让中国的民营企业无法发展；让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流血，而且流泪；让中国的百姓觉着生活的苦：家庭成员的一场大病就足可以让一个中产家庭破产，让一个工薪家庭绝望……甚至，在很多中国特色的经济犯罪、民事犯罪与刑事犯罪背后（不仅有大量的无业者、打工人员，有的甚至涉及政府高层官员），人们很容易读到制度滞位的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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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政府基本上以政治斗争为纲，经济发展被放在一个从属的地位，像一个被随意驱使的奴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府运作转到经济发展上来，但是迄今，并没有深刻地理解如何去促进经济发展，在认识与实践层面都呈现了重大的主体错位：政府替换了企业，错位成了经济发展的组织主体；政府官员替换了企业家，错位成了经济发展的个人主体。结果，政府及其官员没有着力于职责以内的制度建设，反而着力于职责以外的企业运营———中国政府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了“变相的企业家”。真实的企业家是收益的承担者，也是成本的承担者，但政府官员这种“变相的企业家”却负盈不负亏，完全可以在投资与收益分离并互不承担责任的无约束状态中进行企业运营，不管企业运作结果如何，这种“变相的企业家”总是得益。

与企业不一样，制度建设是只有成本投入，没有个人直接收益的。这是导致无约束状态下政府官员不主动对制度建设进行职业投入的另一个方面的利益原因。在制度滞位的现实背景下，迎合制度发展要求的“好人”经常不得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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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国经济及社会面临的深刻主题，在于要实现从市场开放走向制度开放。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依靠市场开放获得了历史的发展，但只有依靠制度开放，才能获得将来的发展，尤其是长期健康的发展；中国经济基于单纯市场开放所产生的品质问题，必须在高瞻远瞩、大刀阔斧的制度开放及建设中才能解决。这是所指的制度开放，既指从制度的意识形态到具体实践上，对经济国际化以后成为地球村的整个世界的开放，也指对不同区域、不同市场、不同企业性质互通后的市场一体化的开放。

对制度开放的认知、决策及其实践（包括成果应用），考量着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们的智慧、理性、胆识与艺术，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中国未来发展与改革的道路、进程与实绩！（完）